第696章 复议劓剕，企慑奸宄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这话问得极巧。
　　
　　若答是乱国，便是自承治政无方；若答不是乱国，便无由推重典。
　　
　　韩琦没有接这个话茬，只道。
　　
　　「《周礼》大司寇又云『凡害人者，置之圜土而施职事焉，以明刑耻之』，肉刑之要义，正在『明刑耻之』四字......黥面刺字也是明刑耻之，断趾劓鼻也是明刑耻之，二者不过轻重之别。既然黥面已行，何以断趾便不可行？」
　　
　　陆北顾一直听着，这时候才开口。
　　
　　「黥面刺字，是先帝在时便已行之的旧法，先帝为什麽不往上再加一等？难道先帝不知累犯之多？是因为先帝知道肉刑的口子一开，往下便是无底洞。今日断趾，明日劓鼻，後日是不是还要复宫刑？」
　　
　　「方才说，死罪之下便是流配，中间空悬数等，这话不差，但填补这空悬的数等，不是只有往重了填一条路，可以往上填，也可以往细了填......流配分远近，折杖分多寡，徒刑分长短，这些都是在『不残人肢体』的前提下，可以做的文章。」
　　
　　王安石对此不以为然，还想说什麽，但还没开口就被张方平截断了。
　　
　　「诸公。」
　　
　　张方平声音洪亮：「真庙时议过，仁庙时也议过，每次都吵得不可开交，每次都不了了之。为何？因为肉刑说到底不是刑律之争，是德政之争。」
　　
　　「不错。」
　　
　　王拱辰也同意，反问道：「庆历以来，百姓望断案如望甘霖，这时候不想着怎麽让断案更公，反倒去议什麽断趾劓鼻，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？」
　　
　　双方各执一词吵了半天，最後不了了之。
　　
　　陆北顾回到枢密院值房，也没去吃饭，阖上门就坐回案前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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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他思忖了片刻，才提起笔写奏疏，准备等韩琦正式上疏後再上。
　　
　　「臣闻肉刑之议，沸於朝堂。主之者谓盗贼日滋，非重典不足以慑奸；驳之者谓残人肢体，非仁政所宜出。二者各有其据，臣不敢以一家之言遽断其是非。然臣窃以为，此议之起，非止刑律之疏，实乃条令之敝。」
　　
　　「今《宋刑统》颁行七十余年，所增编敕不下百卷。然条令愈繁，行法愈滞。一盗案之断，自县而州，自州而路，自路而大理寺，辗转审转，动辄经年。其间胥吏舞文、豪强请托、有司推诿，积弊丛生。」
　　
　　「故百姓之苦不在刑之轻重，在断之迟速，迟则冤抑不得伸，速则奸宄无所遁。若能使断案如期、执法如一，则虽用中典，亦足以慑奸；若不能，纵复肉刑，亦不过为酷吏增一虐民之具耳。」
　　
　　「臣请以三事为先。一曰清案牍，限审转之期，违者有罚；二曰明法条，去重复抵牾之文，使州县有司可据而行；三曰严考课，以断案之公、速、允为有司殿最。三事行则刑律之威自立，不必复肉刑而奸宄自戢。」
　　
　　而随着韩琦《复肉刑疏》一上，陆北顾便上疏反对恢复肉刑，王安石则上疏支持恢复肉刑，事情又很快演变成了党争。
　　
　　大宋的事，坏就坏在「党争」这两个字上面。
　　
　　可说实话，身处漩涡之中，无论是何等人物，都逃脱不了。
　　
　　侍御史知杂事刘述兼判刑部，与同判刑部的丁讽都坚持死刑，此二人之前皆上疏弹劾过王安石，王安石因此指使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弹劾刘述之罪。
　　
　　跟刘述关系好的殿中侍御史刘琦、钱凯一同上疏。
　　
　　但御史台并不是一条心，孙昌龄跟彭思永都是王安石推荐的，所以御史台内部意见分歧严重。
　　
　　随後，就传出了刘琦、钱凯即将被贬的消息，而孙昌龄还假惺惺地安慰。
　　
　　钱凯脾气爆，可不惯着这些表面同僚，在御史台里当众怒骂孙昌龄。
　　
　　「平日士大夫未尝知君名正，以王安石昔居忧金陵，君为幕府官，奴事安石，乃荐君及彭思永得举为御史，今日亦当念报国，奈何专欲附安石求美官，自谓得策耶？我视君犬彘之不如也！」
　　
　　而後钱凯拂衣上马，迳自离去。
　　
　　没几日朝廷便贬刘琦、钱凯分别去监处、衢两州的酒税。
　　
　　因为影响比较恶劣，所以殿中侍御史孙昌龄也被贬出京了，贬为蕲州通判。
　　
　　处理完言路上的事情，朝廷又把涉案的三法司官员不分对错也都给贬了。
　　
　　支持死刑的官员，兼判刑部的侍御史知杂事刘述外放知州，同判刑部的丁讽贬为复州通判。
　　
　　反对死刑的官员，审刑详议官王师元贬监安州酒税。
　　
　　总而言之，朝廷的态度就是，既然你们判不明白，把案子闹到了两府这里，那就是你们推诿无能没有担当，统统都得惩戒。
　　
　　否则，以後什麽鸡毛蒜皮的事情都往上推，两府什麽都不用干了，天天代替知县断案吧。
　　
　　正在工地上打灰的司马光听闻此事，百忙之中抽空上了《论责降刘述等劄子》。
　　
　　「臣窃闻知杂御史刘述、集贤校理丁讽皆执守谋杀刑名被劾，臣闻孔子曰『守道不如守官』，孟子曰『有言责者，不得其言则去』，此古今之通义，人臣之大节也。」
　　
　　「彼谋杀已伤自首刑名，天下皆知其非。今朝廷既违众议而行之，又罪守官之臣，恐重失天下之心。夫絏食鹰鸇者，求其鸷也，鸷而烹之，将何用哉！」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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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「臣窃恐天下侧目箝口，以言为讳，威福移於臣下，聪明有所壅敝，非国家之福也，乞赦刘述等勿劾，还於本官。」
　　
　　司马光的奏疏没有得到回覆。
　　
　　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　　
　　谏院这边，同知谏院范纯仁上疏弹劾王安石，反对均输法规模的继续扩大，被富弼贬为江州知州。
　　
　　范纯仁的观点当然有些迂腐，说什麽「人主不当言利，但务农桑节用而已」，又说「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，不敬其君者也；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，贼其民者也」，还说「安石舍尧、舜知人安民之道，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，尚法令则称商鞅，言财利则背孟轲，致陛下无从谏之美，时政有揠苗之忧」云云。
　　
　　但这事却又成了新一轮党争的引子。
　　
　　王安石深感做事受到台谏系统的掣肘，打算想办法提拔更多的自己人控制台谏。
　　
　　同时，他也深感自身权柄不足，因此盯上了参知政事的位置。
　　
　　很快就有谏官上疏，弹劾赵概「年高不退，廉节已亏」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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