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九章 巴达维亚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七月的地中海，蓝得不像真的。
　　
　　张振勋坐在甲板的木椅上，膝盖上盖着一条薄毯，手里握着那只珐琅彩瓷杯。海面在午后的阳光下铺开成一片平整的、几乎没有褶皱的深蓝色，像一整块被熨平了的绸缎，延伸到视线尽头才微微弯曲，与天空的浅蓝融合成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界线。他在那把椅子上坐了很久，杯中的药液偶尔因船身的晃动而漾开一圈极细的涟漪，然后重新归于平静。
　　
　　随行医生每隔两小时来查看一次他的脉搏和血压。午后第三次来时，他的手搭在张振勋的手腕上，先是用指尖静静感受了一会儿——那脉搏细而沉，像隔着一层厚布在跳——然后将听诊器贴在胸口，又换了一侧，再放回原处。他摘下听诊器，沉默了片刻，再看了一眼张振勋的脸。那张脸上没有痛苦，只有一种被时间反复打磨过的、近乎透明的平静。
　　
　　“张先生，您的脉搏比今早更弱了一些。”
　　
　　“我知道。”张振勋说，声音没有变化，“我自己的身体，我自己知道。”
　　
　　医生站在原地犹豫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接下来几天，最好让您保持绝对的静卧。”
　　
　　“我已经在静坐了。”张振勋把杯放回桌子上，杯底与桌面接触时发出一声极轻的、瓷与木相碰的脆响，目光没有离开海面，“你不用每两小时来一次。有事我会叫你。”
　　
　　医生摇着头走向张振勋身后的美郎、元郎和老汤，四人窃窃私语，神情凝重。海风把他们的低语吹散了一半，剩下的一半落在甲板上，像几粒被踩碎的盐。
　　
　　张振勋继续看着那片海。船正在从马赛驶向塞得港的方向，途经的是一片他年轻时多次经过的海域。那些航程里他总是在看文件、算账目、修改合同，很少像现在这样什么也不做，只是坐着，静静地等待时间的流逝，而不是被利用。他忽然觉得，这片海和四十年前他第一次经过时相比，颜色似乎浅了一些——也许是他的眼睛变了，也许是海真的在变。
　　
　　那天深夜，他忽然醒了。胸口压着一块看不见的石头，像有什么东西从内部缓慢地合拢，把他的呼吸收窄了。他伸手去拉床头的铃绳，手却在半途中停了一下，被疼痛截住了。张振勋慢慢地靠到床头的背垫上，用左手按住胸口，等那阵痛从波峰缓慢地退到谷底，等到呼吸的通道重新变宽，才把手伸向铃绳。铃绳被他拉动的瞬间，发出了一声短促的、金属与金属摩擦的细响，在深夜的船舱里显得格外清晰。
　　
　　医生赶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坐起来了。灯亮着，他靠在背垫上，手搁在胸口。“发作了。”他说，声音比平时低了一些，“左边。”
　　
　　美郎、元郎和老汤堵在张振勋船舱的门口，医生向他们挥了下手，示意先不要进来。三个人影在昏黄的灯光里挤成一团，又慢慢散开。
　　
　　医生用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让他的心率稳定下来。这一个小时里，船舱外偶尔传来值夜水手踩过甲板的脚步声，那声音从远到近，又从近到远，像某种反复确认的、活着的节奏。
　　
　　“张先生，”医生说，“下一次，就未必能稳住了。您必须尽量控制，等回到巴达维亚，立刻进医院。”
　　
　　张振勋把目光从天花板上移开，看了医生一眼。“到巴达维亚还有几天？”
　　
　　“二十多天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这些天里，先让我躺着。”他重新闭上眼睛，“回到巴达维亚再说。”
　　
　　船到巴达维亚的时候，张振勋没有去医院。他选择直接回到巴城的大宅。张彬郎从新加坡赶来，提前一天到了，站在门口等着。车停在台阶下的时候，他看见父亲从车厢里出来——动作比记忆中缓慢，甚至变得有些困难。张彬郎走下台阶去迎他，在最后一级台阶停住，没有伸手去扶。
　　
　　“阿爸，您回来了。”
　　
　　张振勋抬起头看了他一眼。“你瘦了。”他说，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散，像一片被海风撕薄的帆，“南洋的船务怎么样？”
　　
　　“都安排好了。您先别操心这些。”
　　
　　张振勋没有接话。他慢慢走上台阶，在门槛处停了一步，秀兰、月芝还有其他几位夫人迎上前搀扶着他，跨了过去，走进了那间老宅。门槛的木头被无数双脚磨得发亮，在午后的光里泛着一层温润的暗色。
　　
　　客厅中堂位置早摆放好整齐的、铺上软垫的椅子，案桌上是刚沏好的香茶，茶壶嘴上还凝着一层极细的水雾。张振勋环顾四周，看到那张藤编摇椅放在靠窗的位置，椅面上也铺着一层新换的薄垫。他推开左右搀扶的夫人们，自己走过去坐下来，腰背靠上椅背的时候，他微微闭了一下眼，整张椅子随着落座的动作晃动了几下，藤条发出几声细碎的、被压弯又弹回的轻响，然后平稳下来。
　　
　　他睁开眼，看见张彬郎站在不远处，手里捧着什么东西——一只红褐色的木盒，木料厚重，木纹清晰，是为了给内里装载的物品得到最好的保护。张彬郎把木盒放在张振勋身旁的小几上，打开盖子，里面躺着一只深绿色的酒瓶，瓶身上没有标签，只在瓶颈处系着一根细麻绳，绳上挂着一块小小的木牌，上面刻着一行字：“民国五年春，特级陈酿。”
　　
　　张振勋伸手取出那只酒瓶，冰凉的瓶壁贴着他的指腹，感觉就是刚从酒窖中取出来的，迫不及待想让人尝上一口。“谁送来的？”
　　
　　“烟台寄来的。张成卿亲自封装的，说这是酒厂今年的第一批特级陈酿，专为留给您回来品鉴准备的。”
　　
　　张振勋没有立刻说话，只是看着那只酒瓶，翻过来看了看瓶底，又翻回正面。他把酒瓶放在小几上，指腹沿着瓶颈的弧线缓缓走了一圈，像在抚摸一件久别重逢的旧物。“开吧。”
　　
　　张彬郎让人准备好一套小型酒具。开瓶后，他倒了小半杯，暗金色的酒液在玻璃杯壁上映出一层温润的反光，像一小片被收进了玻璃里的黄昏。张振勋接过来，没有急着喝。他把杯子端到眼前，对着窗外的光看了看颜色，又嗅了一下杯口——那香气里带着烟台山坡上阳光和泥土的味道。然后他抿了一口，含在嘴里停了一会儿，咽下去。他闭上眼睛，把酒杯放回小几上。
　　
　　“好酒。”他说。他睁开眼睛，目光透过那扇朝南的窗望向窗外，越过屋檐和树梢，落在远处那条隐约可见的海岸线上——那道线还在原来的位置，宽度没有改变，颜色也没有改变。“这一批不错。”
　　
　　张彬郎站在旁边。“阿爸，”他说，“您说的那三件事，是哪三件？”
　　
　　张振勋靠在椅背上，摇椅又轻轻晃了一下。此时，膝下的子女们也围了上来。“第一件，在南洋活了下来。那时候我十七岁，码头上一个人都不认识，口袋里什么也没有。我活下来了，还挣了钱。”他的目光落在窗外的海平面上，“第二件，办了张裕。把葡萄从欧洲带回来，种在烟台的山坡上，让洋人喝中国的酒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第三件，支持了革命，看到了民国。三件事，够我交代了。”
　　
　　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把手伸向小几，握住那只酒瓶的瓶颈，感受着酒瓶的冰凉。“还有一件事没做完——酒厂。等我走了以后，你们要替我守好。守着那片土地和里面那些正在长着的东西。不要急着改它，要让它自己往下走。”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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