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一章 反制 (第1/2页)
方组长走后没几天，一封从市里寄来的信送到了红旗大队。信封是牛皮纸的，落款处盖着市委办公室的红章，收件人写的是“红旗大队卫生所陈北玄同志收”。
陈北玄拆开信，扫了一遍，然后笑着递给沈若兰。信是刘建国亲笔写的，措辞很官方，大意是市委周怀远同志对红旗大队的农村医疗工作表示关注，近期可能派人下来调研，请陈北玄同志做好相关准备工作。但在信的最末尾，刘建国用钢笔加了一行小字，字体明显比正文小了两号，像是怕被旁人看见似的——“李卫东最近频繁往县里跑，似乎在活动什么，周主任让你小心。”
沈若兰看完，把信还给陈北玄，轻声问：“周主任这是在提前打招呼？”
“嗯。”陈北玄把信收好，“李卫东被撤职后一直在找机会翻盘。前两次他躲在幕后，让刘癞子来试探，让调查组来查账，都没占到便宜。这次他大概想亲自下场了。”
“那我们——”
“不用等。先动。”陈北玄站起来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里面是他这几天整理的东西——几页写满字的稿纸，外加几张盖了红章的证明文件，“他既然想玩大的，我就陪他玩一把大的。”
当天下午，陈北玄去了公社，借用公社邮电所的电话给刘建国回了个电话。电话里他请刘建国帮一个忙——查一下李卫东在任期间截留扶贫物资的具体账目。刘建国沉默了几秒，说这批账目不在市里，在县纪委封存着，需要调档。陈北玄说有办法，只要一个调档函就行。
挂了电话，陈北玄又去了张卫东的办公室。铁面阎王正在办公室里对着窗台上的那盆君子兰发呆，见他进来，哼了一声，端起搪瓷缸子：“又要我帮什么忙？”
“县纪委那边，您有熟人吗？”
张卫东盯着他看了好几秒，然后放下缸子，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个内线。那头接电话的人姓吴，是县纪委一个科室的负责人，听声音跟张卫东挺熟。张卫东在电话里只说了句“老吴，有个事你帮个忙，一个朋友要来调档”，就把电话挂了。整个过程不超过一分钟，比陈北玄预想的还顺利。看来张卫东上次在红旗大队被陈北玄当场治好胃病之后，对这个年轻大夫确实另眼相待——这铁面阎王虽然在工作中不苟言笑，但在私下里，欠下的人情他认。
两天后，刘建国的调档函到了。陈北玄带着调档函去县纪委找吴主任。吴主任是个五十来岁的秃顶中年人，戴着老花镜，看了调档函又看了看陈北玄——看到陈北玄那张过分年轻的脸时眼神里掠过一丝狐疑，但张卫东在电话里提过他的名字，老吴还是把他带进了档案室。
李卫东的档案足足有半尺厚，光账本就摞了七八本——从五年前他上任副镇长开始，经手的每一笔扶贫款、救济粮、农资补贴都记录在案。陈北玄翻了整整一个下午，终于在三年的一笔救济粮调拨单上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。
那是一笔五百斤救济粮的调拨单。单子上写着，这批粮食由县粮食局拨给红旗公社，定向分配给三个最贫困的大队——红旗大队、柳树沟大队和南山堡大队。但陈北玄记得很清楚，三年前红旗大队根本没有收到过这笔救济粮。那一年冬天村里饿倒了好几个人，他虽然没有亲身经历，但老孙头不止一次跟他说起过那年的惨状。如果五百斤粮食及时到位，那些人不至于饿死。
他把调拨单举到光线下仔细看了看。签字栏里，经手人的名字写着“李卫东”。
陈北玄又往前翻了翻，发现类似的单子不止这一张——同一批救济物资，账面上下拨了，实际却没有到村里。三笔加起来，共计一千三百斤粮食、两批棉花和一批农机配件，按照账面数字，这些物资的总价值足够当时的红旗公社三个大队熬过一个灾年。这些物资的去向，档案里没有记载。但他知道，这些东西要么进了李卫东自己的腰包，要么通过孙麻子那条线流进了黑市。
他把这些单据一一拍照留存——用签到系统刷出来的一台便携相机，这年头连县公安局都不一定有的稀罕货。然后他把档案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吴主任，道了谢，回了红旗大队。
三天后，陈北玄把一份完整的举报材料寄到了县纪委。材料里没有废话，只有三组证据：调拨单的原始档案照片、红旗大队当年未收到救济粮的证明、以及几个仍然在世的老人关于那一年冬天村里饿死人的证言。每一组证据都有明确的来源标注，每一份证明都盖了红章。铁证如山，连日期都一一对得上——三张调拨单的日期跨度是三年，每一张单子的经手人都是李卫东。
他没有匿名。在举报信的末尾，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这份材料的杀伤力，李卫东是知道的。当年孙麻子被抓后，他就一直提心吊胆，怕有一天这些陈年旧账被翻出来。他以为陈北玄一个外来的知青，没有根基没有人脉，不可能接触到封存在县纪委的档案。他错了。调档函是市委办公室开的，档案室的门是张卫东的关系打开的，证人是红旗大队的农民自愿站出来的。陈北玄不是一个人在跟他对抗，他身后有一条从村到市的人脉线，这条线平时看不见，但一旦收紧，就能勒断一个人的脖子。
县纪委收到举报材料的第五天，李卫东被正式带走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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