章外第177章 蒲公英的暗号 (第1/2页)
陆时衍第二天一早给钱伯钧打了电话。
钱伯钧是他爸当年的书记员,后来下海做了律师,在城东开了家小所,专接劳动争议的案子,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,但他乐在其中,用他自己的话说——“我跟着陆法官学了十年,没学会怎么发财,就学会了怎么跟当官的拍桌子。”
电话接通的时候钱伯钧正蹲在早市上跟卖豆腐的讨价还价,背景音吵得跟菜市场爆破现场似的。陆时衍把来意说了个大概——他爸留了份名单,上头有个词叫“蒲公英”,想问问钱叔知不知道什么意思。
钱伯钧那头安静了两秒,然后陆时衍听见他跟卖豆腐的说:“不砍了不砍了,就按你说的价,给我装袋里。”付完钱他换了个僻静地方,才开口:“时衍,你爸那名单你从哪儿翻出来的?”
“我妈收拾老房子,从书柜夹层里找出来的。”
“几个人?”
“十几个。都打了括号,标了年份和地点。底下写了‘蒲公英’。”
钱伯钧在电话那头长长地出了口气,出了足足有五秒钟,出得陆时衍以为他掉线了:“钱叔?”
“我在。”钱伯钧的声音忽然老了好几岁,“时衍,你爸当年从法院走的时候,是我送的他。他从办公室出来就拎了个纸箱子,里头一个搪瓷缸、两本笔记本、一张你妈的照片。院里同事要送,他谁也没让送,就让我送到门口。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,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——‘伯钧,蒲公英被风吹散了,但种子落地还是会生根。你好好干。’”
“所以蒲公英是——”
“是你爸攒的一个局。”钱伯钧那头传来打火机啪嗒一声,他点着根烟抽了一口,“你爸在法院那些年,办了不少案子。办得越多,得罪的人越多。到二〇〇八年前后,他手上同时压着三桩案子,一桩涉及周培年那家鼎汇资本,一桩涉及市里某个领导的小舅子,还有一桩牵扯到省里某位大老板的亲属。三桩案子同时被人打了招呼,让他‘慎重处理’。你爸没照办,把最要命的那一桩——鼎汇资本那个——查了个底朝天。证据刚摸到门槛上,他的位置就被人动了手脚。明面上说是身体不好劝他内退,实际上是有人不想让他再碰案子了。”
陆时衍捏着手机在阳台上站了好一会儿。晨风从楼下那排梧桐树的叶子缝里挤进来,带着点深秋的凉。他想起他爸每天早上在阳台上打太极的样子,动作慢悠悠的,嘴里念叨着“不急不躁,气沉丹田”。他那时候以为他爸是修身养性,现在才明白,那是被逼出来的慢。
“钱叔,蒲公英到底指什么?”
“人。”钱伯钧弹了弹烟灰,“你爸临走之前那两个月,把他在法院这些年攒下的人脉——书记员、法警、档案员、合作过的律师——挨个请到家里吃了顿饭。谁也没落下,连食堂打菜的老何都请了。每顿饭吃完,他就跟人家说一句‘往后有事多走动’。我当时以为他就是告个别,后来才知道他给每个人留了话,话不一样。跟我留的是‘好好干’,跟档案室的孙姐留的是‘嘴严实点’,跟法警队老赵留的是‘眼睛放亮点’。”
“一份名单拆成十几条线,每条线一个人,互相不通气。”陆时衍越听越觉得后背发凉。
“对。这就是蒲公英。风吹散了,种子各落各的地儿,单看谁也不知道全貌。真到用的时候,一颗种子长出根来,另一颗种子也长出根来,根须在土底下碰上了,才能织成一片。”
陆时衍把这话在脑子里转了两圈,忽然问:“钱叔,你跟我爸共事这些年,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苏远山的人?”
钱伯钧那头顿了一下:“远山科技的苏远山?”
“对。”
“听说过。你爸有一回喝多了提了一嘴,说‘有个姓苏的老板被人坑了,可惜没帮上忙’。你爸这人你知道,不爱说案子的事,能让他喝多了念叨的,那肯定是他心里过不去的坎。”
陆时衍把苏砚在铁皮盒子里找到的备忘录大致说了一遍。钱伯钧听完沉默了好久,最后说了一句:“时衍,你爸那名单上苏远山的名字后头标的年份和地点,你记不记得?”
“二〇〇八,成都。”
“你爸那年五月去成都开过会,开了七天。回来之后情绪特别差,我妈问他怎么了,他说‘开个破会,什么正事都没干成’。我现在琢磨——他那个会,八成是幌子,实际上是去找苏远山了。”
挂了电话,陆时衍把线索在脑子里拼了一下——二〇〇八年五月,陆正清去成都“开会”,见了苏远山。同年九月,鼎汇资本开始对远山科技做对赌局。二〇〇九年,陆正清辞职,留下名单。二〇一一年,苏远山病逝,留下二十三封没寄出的信和一份备忘录。
两条线在二〇〇八年成都那次见面交叉。两个被周培年坑了的人,在各自倒下之前碰过头。
他拿起手机给苏砚发了条语音:“钱叔说蒲公英是你爸攒的一个局,名单上的人互相不通气,单线联系。另外,我爸二〇〇八年五月去过一趟成都,很可能跟你爸见过面。”
苏砚回复得很快:“我刚找到我爸二〇〇八年五月的记事本。五月十三号那天写的是——‘上午见陆法官,谈专利保护方案。陆提了一个想法:成立一个技术者互助联盟,吸纳被资本恶意侵权的科技公司。他说这个联盟不能摆在明面上,得私下串联。我觉得可行,就是资金不够。’”
“技术者互助联盟。”陆时衍念了一遍这个词,忽然笑了,“我爸那名单上全是体制内的,你爸这边联络的全是技术圈的。一个在明处提供法律掩护,一个在暗处把被坑过的科技公司串起来。你爸说的‘资金不够’,估计是还没来得及启动人就倒下了。”
“所以蒲公英就是你爸没完成的联盟,加上我爸没来得及启动的互助会,两份东西加一块儿才是一套完整的后手。”苏砚的语气听着有点激动,但马上压下去了,“但有个问题——我爸记事本里写‘资金不够’四个字之后就没下文了。他病倒之前最后两个月,一直在处理公司破产的事,这个联盟到底拉了多少人、拉到什么程度,我完全不知道。”
“钱叔不知道,那名单上的其他人呢?”
苏砚那头想了想:“你爸名单上标了地点的——成都、香港、重庆、武汉、西安,五六个地方。我一个一个去跑不现实。但你爸留了名单,说明这些人之间多少有点联系。你问问钱叔,他知不知道名单上还有谁活着。”
陆时衍给钱伯钧发了条微信,把名单上的人名挨个打出来发过去。过了十分钟钱伯钧回了一条语音,语气里带着一种老派人特有的谨慎:“时衍,名单上第五个——赵卫东,重庆的,以前是你爸手下的法警,后来调去重庆某法院了。这人还活着,退休了,但脑子清楚。你要找他,我给你个电话,你别说是我给的。这人嘴上没把门的,你问一句他能给你说十句,但你得让他自己说,不能硬问。”
陆时衍把号码存下来,给苏砚打了个电话:“赵卫东,重庆的,我爸以前手下的法警。我今晚给他打电话。”
“我跟你一起听。”苏砚那头传来翻本子的声音,“我把记事本前后几页都翻了,二〇〇八年五月十六号还有一条——‘陆法官回程,临行前交代,技术圈这边的人我来找,法务圈那边的人他来找。双方每月通一次电话,用暗语,暗语就是蒲公英。’”
“每月通一次电话,用蒲公英当暗号。”陆时衍重复了一遍,“所以你爸后来每个月给谁打电话?”
“我查了他手机的通话记录。”苏砚的声音忽然小了一截,“从二〇〇八年六月到二〇一〇年十二月,每个月十号或者十一号,都有一条打往重庆的固话记录,通话时长三到十分钟不等。二〇一一年之后没了——正好是他病倒的时间点。”
“重庆固话,赵卫东在重庆。”
“对。”
“所以赵卫东不光是你爸名单上的人,他还是你爸每个月汇报进度的那个‘上线’。”
苏砚那头沉默了半拍:“陆时衍,我觉得咱俩得去一趟重庆。”
“今晚打电话先探探口风,要是赵卫东愿意见,明天就买票。”
“你律所那边走得开?”
“我让方如海盯着,有事电话联系。”陆时衍顿了顿,“你公司那边呢?”
“我把薛紫英叫回来帮我看两天摊子。她在冰岛那书店开得半死不活,正好让她回来透口气。”
晚上八点,两个人坐在新居客厅的沙发上,手机开着免提,拨了赵卫东的号码。响了三声就接了,那头传来一个中气十足的嗓门,带着重庆口音:“喂?哪个?”
“赵叔,我是陆正清的儿子陆时衍。”
那头安静了足足五秒,然后赵卫东的嗓门忽然拔高了八度:“陆法官的儿子?你爸当年走的时候你还在念书嘛!你咋想起给我打电话了?”
“我爸留了份东西,上头有您的名字,我想跟您当面请教一下。”
“东西?啥子东西?”赵卫东的语气里多了点警觉。
“一份名单,底下写着蒲公英。”
赵卫东那头又安静了。这回安静了更久,久到陆时衍以为他挂断了,才听见他压低嗓门说了一句:“你爸走那年,你多大?”
“二十五。”
“二十五……你爸临走前跟你说过啥子没有?”
“他说‘记得按时吃饭’。”
赵卫东忽然笑了,笑得有点闷,像拍着大腿笑又怕隔壁听见:“这个陆正清,一辈子就这句车轱辘话!我跟他共事四年,他跟我说得最多的就是‘小赵,按时吃饭’。我那时候年轻,不当回事,后来胃出了毛病才明白他是好人。”他笑完了,语气正经起来,“你问蒲公英干啥子?”
“我爸没做完的事,我想接着做。”
赵卫东又沉默了,但这次沉默跟刚才不一样,陆时衍能听见他在那头粗重地喘气,像是心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。最后他叹了口气:“你明天来重庆,我请你吃火锅,边吃边说。你爸当年请我吃了八顿食堂,我欠他八顿火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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